留学还是一条“出路”吗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是美国留学生的最大生源地之一。根据统计，每年，都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去往美国，对其中很多人来说，去往美国，意味着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马颖毅是美国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关注、跟踪和调查留美本科生群体超过十年。从2012年起，她辗转中美两国，访谈了上百名留学生，试图厘清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和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并塑造了这群年轻人。调研之前，马颖毅以为这是一群出身优越的孩子，脱离了应试的轨道，走向人生的旷野。后来她发现，轨道的影响无处不在。无论是申请学校、选择专业，规划未来，他们一方面想要摆脱应试的束缚，一方面又特别看重「考试」。

她遇到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在留学之前，野心勃勃，到了美国之后，面对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规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而这种野心与焦虑的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身，也反映在他们的父母身上。在马颖毅的调查中，许多留学生并非出身优越，而是来自普通的工薪家庭。少数父母没有念过大学，甚至从未坐过飞机，在一线城市留学文化的感召下，将大部分的积蓄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能获得更好的未来。24年前，马颖毅也曾是留学潮的一员，她从南京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毕业，拿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硕博连读全额奖学金。出国之前，她对美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影响，灯红酒绿，到处繁华，但落地之后，全新的经验敲打着她，也让她意识到很多以前不自觉、不自知的东西。她觉得，这项留学生的研究也是一次自我的问询。结合了自身的经历与反思，她写下《留学的孩子》。在这本202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专著中，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留学经历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在成长岁月中应对两种生活的体验与困惑。今年8月，这本书的中文版即将面世。四年过去，留学的通道变得狭窄而拥挤。在很多人看来，留学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但马颖毅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把出国留学看成是一种教育阶层的跃迁，这样太过简单化，也太过功利。很多时候，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在那个结果，而在过程中。她主张把国际教育视为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就像那句——「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当你走出去，看到更多元的世界，也许就会找到不一样的可能性。以下是马颖毅的讲述。

最早关注到中国本科留学生群体，是因为好奇。

我也曾经是留学生，2000年，我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来到美国。那时，一个中国学生想要赴美留学，主要的途径就是自己联系学校，申请硕博连读的项目，拿全额奖学金。否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仅经济上无法负担，签证也很难申请下来。

我念的是社会学专业，当时像我这样的文科生在中国留学生中凤毛麟角。有时候，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提起这个专业，他们要不就皱着眉头说社会学是什么专业，要不就继续皱着眉头说，那你学完之后能干啥？

那一代留学生还是比较简朴的，大家基本都拿全额奖学金，包括一个月1000多刀的生活费，当时房租最初只要300多刀，学费全免，奖学金不仅足够生活，还能存下一点钱。

等到2006年，我已经博士毕业，并且拿到了美国雪城大学的教职，之后几年，在学生的聊天和观察中，我明显感受到几个变化：相比硕博留学生，留美中国本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数据上也有证明，2014年，留美中国学生中的本科生入学人数就已超过了研究生入学人数。而在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多的城市里，比如爱荷华市，珍珠奶茶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星巴克的门店数。

此外，本科留学生很少会有奖学金，所以他们基本都是自费，还有不少学生使用了中介服务，在国内日常的学习中，他们也有更多联合办学、短期游学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背景、专业选择，还是来到美国前后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他们和我们那一代留学生都有很多不同。

很多美国媒体也对中国留学做了报道，大部分聚焦在中国家庭的财富背景和生活方式上。如果你读过其中的文章，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基本是刻板化的，穿着奢侈品、开着豪车。这里面虽然有很多误解，但侧面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我也觉得，这一代留学生的变化离不开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所以，那时开始我着手搜集中国本科留学生的相关数据，想要从留学前、留学中以及未来规划三个阶段，比较深入地了解新一代留学生的经历。从2012年到2016年，我前后调研了来自五十所美国高校五百多位中国本科留学生，后来又回到国内，前往六个城市的八所公立高中和一所私立高中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的结果刷新了我对这些留学生的很多认识。最早我有一个假设，这些学生来美国读本科，很多没有参加国内的高考。我们也知道，高考对中国学生的压力是巨大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后来我发现，很多学生不但没有从应试中解放出来，反而有了更多的考试和新的考试。

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他们有一个大致标准化的出国留学考试时间表：高一（相当于美国的十年级）结束或之前，要参加托福考试。所以在整个学年，除了常规的学术课程外，很多学生还要参加托福预备课程。到高二（美国的十一年级）结束时，他们要参加SAT考试，有的还要参加SAT子科目考试和AP考试。有些家长希望能做两手准备，所以国内的高考他们也不能落下。

那几年，随着留学生的激增，美国入学考试的门槛越来越高，为了取得更高的成绩，我遇到的学生里，没有一个人是只考了一次托福或者SAT的。对于不熟悉美国教育系统的中国学生而言，相比个人文书、课外活动和推荐信这些看似抽象、不确定的考核内容，考试是他们唯一能控制的部分。

所以就出现一个悖论：大部分留学生是为了摆脱中国应试教育的束缚而选择出国留学，但是他们在申请的时候，又非常看重考试，想牢牢抓住考试这一根救命稻草，进入理想的学校——也就是美国前五十名的精英大学。

随着案例的累积，我越来越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矛盾的心态不止体现在留学准备期间，而是贯穿了整个留学生涯。我遇到过很多原本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来美国之前，野心勃勃，到了美国之后，陷入了新的学业困境。

他们往往在中国时学习成绩很好，考前突击就能对付所有课程。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文科，对于个体自主性的要求非常高。每学期的成绩不是基于一次大考，而是基于学期内的各种作业和项目或论文来评定。很多中国学生适应了应试教育对人的规训，「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日常的学习被一个非常结构化的考试安排固定了下来，一旦离开了这个结构，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很难没有拖延症。

这种雄心和焦虑的二元性也成为我在这本书里的核心观点。一方面，留学作为高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们相信海外大学带来更多机会和更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文化和规范。如何在这两种体系里穿行，如何面对文化的、观念的、结构的冲击，又让这段旅程充满了困惑和不安。

图源电影《别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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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的留学生，我也经历过这种冲击。

我刚上研究生院的时候，上的都是五六个人一堂的小课，主要就是学生讲。我的一位教授是印度裔，虽然说话有口音，但非常流利，神采飞扬。整个一学期，我都上得特别费劲，倒不是说语言上的费劲，而是很难参与课堂讨论，我发现自己总是跟着别人，试图去听懂别人在讲什么。那门课和性别有关，各种概念、理论，我都需要花一阵子才能理解别人的意思，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整个过程就很压抑。

终于有一天，老师找到我，她说，我们班人这么少，你这么安静，显得很突兀，希望你能更加积极地参与。我跟她表达了这些困难，她说，你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呢？完全可以引领大家讨论。我说我上一段都没听明白，怎么能引领大家呢？她说，你即使没听明白，也可以引领，关键是你内心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许大家会很感兴趣。

那场谈话让我开窍了很多，并非立竿见影，但的确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就是如何从被动到主动，能够接受自己在不太明白的情况下，主动表达，用自己的想法和问题引领大家的讨论。后来我发现，当你开启一个新的话题，别人真的就会跟着你走。

调研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人以为中国学生在课堂参与的障碍是因为语言，这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原因，可能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学生想要表达或者发言的时候，总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提出完美的问题。

很多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困境。比如，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国学生习惯了在特定问题上给出「标准」答案，高压的考试环境又加剧了对犯错的恐惧。而西方教育强调的是开放式讨论，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表达个人观点，没有对和错，中国学生反而会感到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它也来自于移民或者弱势群体的「双重意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杜波依斯提出，用来描述美国黑人男性的边缘化经历。我把它扩展到了中国留学生身上。简单来说，这种 「双重意识」意味着，他们既意识到一种母语者的声音——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英语，又意识到第二语言发言者的声音——那种他们迫切希望摆脱的不标准、不完整的语言和口音。前一种声音不断审视和批评着后一种，中国学生受困于这种自我审视，有时候更甚于他们受到的外部批评。

其实，最苛刻的批评者往往都是中国学生自己。不少学生的英语其实很好，但是内心有极为严格的自我要求。他们总是担心语法错误，担心自己说了不恰当的话，或者用错了单词；也有人和我说，当教授提问时，美国同学能立马给出答案，但他们需要构思，等准备好了，对话已经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了。

课堂之外，很多留学生还会有另一个困扰：他们渴望交美国朋友，拓宽朋友圈，但尝试之后，又往往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以中国同龄人为主的社交圈子。

从表面上看，大家可能也会把它归结为语言障碍，但就像我在书里提到，对于美本学生来说，派对是校园社交的主要平台。中国留学生通常很难欣赏这种文化。调研中，许多学生都提到相似的情节：美国室友邀请他去参加派对，去了一次，就不想去了，慢慢地，室友不邀请了，两个人渐行渐远，很难再做朋友。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这一代留学生，除了少数文科生，大部分都是出来读理工科，又加上读的是硕博项目，那几乎就是国际学生的天下，主要打交道的对象就是导师和他的研究小组。即使班上有美国同学，大家也都是在校外租房子，可以过一个相对独立的，不怎么需要和美国人交往的生活。但是这一代，更多是本科留学生，大部分住学校公寓，大部分美本教育多是通识教育，即便是数学专业也有人文社科的课程，跟美国学生的交往机会更频繁，也更不容易脱离这种社交文化的影响。

《为派对买单》这本书里，作者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保护性隔离」，学生选择避开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的校园文化，寻求相互安慰和支持的社交空间。所以我认为，美国大学应该提供系统性的平台来促进跨文化的交流，而不能仅靠学生个体去自主适应。

很多人觉得，这是国际学生的适应和融入问题。我认为，不能只强调国际学生的适应和融入。适应更多是单向的，暗含一种弱势者或者外来者去适应强势文化和主流环境的意思。但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谈及为什么要招国际学生的时候，都会说这是国际化教育的一部分，而国际化教育是学校的重要使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不是单向的适应，而应该是双向的学习。

融入又是另一个概念，所谓「融入主流社会」，谁能说清美国的主流社会是什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和多元文化国家，有一本社会学著作叫做《重塑美国主流社会》，讲的就是移民如何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留学生也是广义的暂时的移民。在纽约和加州，真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少，你走在当地街头，很少会听到不带口音的英语。

以前有个词叫做「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无论是「适应」还是「融入」，我觉得都还是来自这个比较陈旧的意象。现在，稍微了解一些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人士，已经不再用这个词了，而是用「沙拉碗」（salad bowl），生菜是生菜，西红柿是西红柿，大家都带了一些美国味儿，好比是粘上了一点沙拉酱，但每个人仍然是他们自己。

图源视觉中国